“腔”,可以指乐曲的调子,如高腔、花腔、唱腔;也可以指说话的腔调,如京腔、学生腔。(见《现代汉语词典》)很明显,“腔”这个词至今也没有好与坏、优与劣、美与丑等稳定的衰义或贬义。与之相连的“腔调”一词,更是如此。用于戏曲,是指成系统的曲调,如西皮、二黄;用于说话,是指声音、语气,如“听他说话的腔调是山东人”。从这些解释中,我们倒可以看出,形成某种腔、某种腔调,反而是一种带有特色的旋律或话语。
由此可见,“播音腔”理应涵盖广播电视播音的一种特色,即区别于日常谈话、相声、评书、话剧、电影等的质的规定性。这种特色,应是广播电视播音所独有的,无论其边缘如何模糊、宽泛,其中心或内核也应是其它有声语言所不能容纳、不能替代的。“明晰性”正是最简单的表述。拙著《朗读学》中曾提出:“朗读语言的规整性,与朗诵语言的吟咏性,话剧语言的夸张性,电影语言的自然性,相声语言的该谐性,评书语言的描摹性,播音语言的明晰性,教师语言的讲解性,可以说是“八仙过海,各显其能'……”这种在比较中突出特色的作法,也可能失之于简单,但总会造成区分,使人体会到它们的不同。
强调播音的语言特色,并不影响播音创作个体的语言特色,也不影响从其它有关学科中汲取养分,而只是为了在学习、应用过程中牢牢地把握住自身,避免“舍本逐末”和“随波逐流”。
播音一定要有自己的“腔调”,而不能失去它。正像“京戏”“评剧”“秦腔”“汉调”要有自己的腔调一样,失去了自己的腔调,也就失去了自己的特色。对质的规定性的追求,对内容和形式完美结合的追求,正体现了创作者的审美理想和艺术胆识。
“播音腔”的存在,不是某个个人所左右、某个权威所齐取的结果。它是历史、社会、民族、时代的产物,是一种特殊的语言现象。人们可以辨析它,但不能否定它。
二
本世纪60年代初,人民广播创建20年之后,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组曾邀请了部分知名演员、语言艺术家,在话筒前播送几篇广播稿。这些同志在自己的创作圈中,如鱼得水,显示出非凡的语言造诣,但是在话筒前广播,报告新闻象讲故事,播送社论象角色独白。这个事实告诉我们,播音,有特殊的语言表达要求,用别的腔调是不行的。
播音腔,实质上,应体现播音语言的特点,那就是:规范性、庄重性、鼓动性、时代感、分寸感、亲切感。它是新中国播音风格“爱僧分明,刚柔相济、亲切朴实、严谨生动”在语言上的共性要求和努力方向。
规范性,首先指纯正的普通话,语音、词汇、语法不可或缺。如果连规范性都不坚持,还以“自然”自诩,以“生活化”为荣,以破除“播音腔”而得意洋洋,难道不是缺乏语言常识,忽视语言功能的表现么?
庄重,是严肃认真、求实可信的一种语言表达样式的题中应有之义,信息的准确、可靠是不能用含混、随意来“稀释”的。否则,庄重的气氛、庄重的语气、庄重的态度、庄重的表情便都可以同“说教”一样,被拒之于广播电视大门之外了。朋友之间,也有庄重的交谈,知已在庄重的交谈时。任何戏遣都会破坏真诚,怎会认为庄重是“高高在上”呢?
眼下,广播电视的传播,被染上了某种扑朔迷离的色彩,狭义的服务和广义的娱乐,“客观”的报道和“商量”的口吻。正想掩盖以情感人、以理服人的目的。人们打开收音机、电视机,跟听“拉洋片”的唱、看“西洋景”的画是不可同日而语的。广播电视对人们精神上的满足主要在于“心有灵犀一点通”,而这,也要求着广播电视播音的“鼓动性”。不过,鼓动性并非只有“激昂慷慨”一途。广播电视播音的鼓动性,更多地蕴含在隐蔽的倾向性和潜移默化的感染之中,蕴含在广大受众的审美愉悦之中。
所谓时代感,要求广播电视播音和着时代前进步伐的节拍,满足着受众的多种期待。时代感不仅仅是一种“适应”,更不是“适合”。炮火硝烟中的对敌喊话和胜利信息应该是有时代感的;改革开放中的新鲜经验和突出成果,也同样是有时代感的。不过,前者势如破竹,后者清新明快,有声语言上也有所不同。那种认为过去的播音就是“高调门,大音量”,今天的播音就应“低调门,小音量”的意见、不能不说是一种误解。调门的高低、音量的大小,是因人、因地、因内容、因形式而异的,这似乎并不难理解。
分寸感,是播音“明晰性”特色的至关重要的因素。恰当的分寸,使播音语言的内涵深入浅出,使广大受众乐于接受,播音艺术的高境界,可以用“高一分则太高,低一分则太低,长一分则太长,短一分则太短,强一分则太强,弱一分则太弱”这样的话来说明。基调、节奏和语气,都体现出分寸地把握艺术,现在的许多播音作品,只讲流畅却常常使人感觉不到分寸的把握,也许把“分寸感”看成“播音腔”的表现而摒弃罢了。
值得郁虑的是,以播音员和受众是平等关系,语气应尽量亲切,取代了语言内容要求有声语言具有的丰富的感情色彩,因之对播音中的每一句话都以是否“亲切”来衡量,并在实线中不敢越雷池一步。这样的播音“亲切”则“亲切”了,可惜,语言的色彩却单一了。其实,这也是一种腔调,不过“播音腔。”并不欢迎它,也不认为这是改革的成果。
广播电视播音,是有声语言表达的一种样式,也同时是一种表达方法。《韩非子·外储说右上》说:“教歌者先投以法,疾呼中宫,徐呼中微。疾不中宫,徐不中微,不可谓教。教的人如此,学的人也应如此。不学习和掌握“播音腔”,是不可能登堂入室,体会到它的妙处的。
三
那么,“播音腔”是否就十金十美,无须发展了呢?当然不是。
从“播音腔”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,从播音队伍各个成员学习和掌握播音腔的主、客观的相互影响中,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些问题:
第一,由于“左”的思想的干扰,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开始,在话筒前工作的人们普遍有一种压力,对“出差错”有一种恐惧感。念错一个词,就有可能犯“政治错误”,轻则检查,重则处分。而直播,稿件字迹缭草,又往往使播音员更加紧张。于是,一种“保险调”杂入了播音腔中,稳而不错,多停少连,也有抑扬挫顿,却大多陷入“一般化”。
第二,早在1946年6月,《新华总社语言广播部暂行工作细则》中就有这样的规定“要用普通话的口语,句子要短,用字用词要力求念起来一听就懂,并要注意音韵优美与响亮”。多年来,许多编辑、记者在这方面也作出了一定成绩,但从广播的整体考虑,一方面,电台要大量使用报纸、通讯社的稿子,有时不能更动一个字,全社会包括广播在内还处于“报纸时期”,未能发挥无线电波的“听觉”功能。这就使播音中充满了“书面语”,这对于播音腔无疑会有某种束缚。另一方面,长期以来播音员没有“改动稿件”的些许自主权,反而受“此文件不要播错一个字”的批示的无限扩大的原则所支配,强调“忠实于稿件”,丝毫不影响语意的加字漏字(包括一个无足轻重“的”字)也被认为是大逆不道的。虽然说局限性和创造性是对立统一的关系,但僵化的规定不能不对插音员的再创作发生影响,甚至是一种禁锢。于是播音腔中又杂入了“照本宣科”的成份。
第三,自从人民广播事业创建以来,特别是60年代初期以后,广播电视播音几乎无一例外地,都必须严格按照稿件播音,不允许在话筒前进行“无稿播音”,连台号、节目名称等固定用语也要写下来。如果有谁手中无稿就去播音,那简直是奇闻。于是许多播音员,长期照稿件播音,竟形成了某种心理定势和语言定势,一旦离开了稿件,连小组会上的发言也会前言不搭后语。这根本不是播音员的责任,更不能因无稿播音的出现某些播音员一时不适应,就认定他们“只能照稿念”、“不全面”、“没出息”。但是无可否认,长期依据文字稿件进行再创作,缺乏依据腹稿即兴播音的创作机会,使播音腔中“念稿”的痕迹比较明显。尤其是知识性、服务性、文化性节目的播音不可避免地略输文采甚至有些生硬。
第四,从广播电视系统的整体看,队伍的文化素质不够高。有些领导不懂播音却以“长官意志”决定播音质量的优劣,决定播音员的去留,使一台、一组的播音“模式化”。凡不符合这一模式的,便不准播;几不像中央台、不像某人的便认为不合格。造成播音队伍不稳定的因素很多,这一条却也不可轻视。全国不少台的播音员,年复一年封闭在播音室里,无法开阔视野,不能增长见识,更没有机会到各台去交流播音经验,只有“听中央台的播音,学习不知门径,模仿不解奥妙。其结果,只能在自己所处的文化层次、社会经验的起点上,力窥播音艺术的丰牌,照猫画虎,亦步亦趋。得其神韵者虽有,邯郸学步者甚众。以上这些原因,在播音腔里又杂入了某种主观随意性。
第五,形而上学在神州大地上从未灭掉的威风,它几乎无孔不入地渗入社会的各个层面、各个领域。辩证法的普及虽使它相形见细,可是习惯势力的确是可怕的。在播音中,或者再扩大一点,在广播电视中,形而上学也有藏身之所。一个节日轰动了,于是纷纷制作;一次播音成功了,于是“有口皆碑”;一位播音员出名了,于是竞相仿效;一种样式被承认,于是“不胫而走”。“一窝峰”、“一刀切”、“一风阵”、“齐步走”像个幽灵在播音创作中徘徊,一次次兴风作浪。无疑,这在播音腔中肯定会打上某种印记。
第六,改革开放的形势,使我们真正的放眼世界了,原来觉得神秘的东西现在觉得新奇了。学习和借鉴外国有用的东西,本无可厚非,但如果原样照搬,甚至模仿外国和港台的普通话播音,那就滑稽了。学习和借鉴,也可以“拿来”,但总不能无视国士国情,一味盲目追求。我们的广播电视,还应以国内受众为主体,不应以某个外台的倍受青睐而改弦更新。研究国内受众的心态和心理趋向,是义不容辞的。可惜的是,一些同志采用了某个外台的播法,还认为是破除播音腔,是改革。
第七,播音美学中的诸范畴,如风格、意境、韵律等,在广括电视传播双方,都存在着创作和欣赏的不小差距,提高有声语言的美学素质,实在是紧迫而长期的任务。正因为如此,播音腔中的美感成份并未被开掘出来,更未扩大它们的普及面。用较低的欣赏层次判断播音腔是好是坏,恐怕会产生不小的偏颇,对播音腔的认识也容易流于浅薄。
总之,作为广播电视播音特色的播音腔,有其合理内核,也有某些杂质,经过仔细辨别,就不会在倒掉洗澡水的同时,把小孩也扔出去了。
四
播音腔是我国老一辈播音员多年实践、长期探索的艺术结晶;后继者又在坚持继承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和丰富着它。播音改革,也只有在继承中创新,才会有坚实而广阔的前途。
剔除播音腔中的杂质,赋予它时代的新的活力,以充分发挥广播电视的多种功能,大概是改革者的大任了。
阐述播音腔的本义,并不是反对播音改革;历数其杂质,却正是想为播音改革提供一孔之见。不过,本文不可能详加解析,只是简略陈述一二,唯愿使播音改革更加深化,使我国的广播电视,真正具有社会主义中国的特色。
我认为,播音同行们应该理直气壮地坚持使用、丰富和发展播音腔,并且以不懈的努力,成就新的时期、新的个人的播音风格,为我们共同的美好追求勇往直前!
整理编辑:穆家慧 郭佳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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